全国首届“中国医师奖”、全国优秀教师、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、武汉十大新闻人物……面对荣誉，市六医院名誉院长张应天教授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没有什么比病人更重要。
“从医50年，病人就是他的一切。他恪守医生的天职，是一名杰出医生，也是一名模范党员。”市六医院党委书记谭毅新由衷地说。
“从医50年，他始终秉持一个原则：让病人得到最合理的治疗，尽可能为病人减轻痛苦，尽可能为病人节省费用。”
几年前，内科一位心脏病患者，因腹痛原因不明，请张应天会诊。张应天分析后判断，是大便干结所致的肠梗阻。为验证结论，年过七旬的张应天戴起手套弓着腰，亲自为患者从肛门里掏干结的粪便，足足掏了半个小时。患者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“共产党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。作为一名医生，就要一切为病人服务。”这是张应天的座右铭。
一天夜里，医院收治了一位发生感染的外科病人，按病情，需要注射一种免疫球蛋白，可药房没有存货。正在家休息的张应天得知后打电话告诉医生：“直接与药房主任联系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病人要是你的父亲怎么办？”药最终在有效时间内买到了。
张教授视病人如亲人，一旦有医生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，他训起人来毫不留情。手术室一名护士清楚地记得她曾经的一幕。
夏日的某天，38℃高温。这名护士把手术室温度调至19℃，张教授走进手术间感觉比较凉，当时就问原因。护士回答：“手术医师穿的手术衣太厚，感觉会很热，所以我把温度调低点。”张应天听后怒吼：“这样不可以！马上把温度调上来！”看到护士委屈的泪水，他解释说：“我们凡事都要首先替病人考虑。麻醉和手术有可能造成低体温，如果室温再一低的话，就会影响病人的末梢循环，对术后恢复不利。尤其是大手术，最佳温度为24℃－25℃，而且要注意病人的肢体保暖。”
为节省患者的费用，他要求科室医生：不必做的检查坚决不做，能用国产药的，就决不用进口药，能用低价药的，决不用高价药，要尽量为病人节约每一分钱。
有一次接诊一名外医院转来的病人，诊断后，他将费用高昂的化疗转给了病人大病统筹所在医院，本院医生想不通。他说：“医院不能只想着赚钱，而要多为病人着想。”
“从医50年，他始终秉持一个原则：让病人得到最合理的治疗，尽可能为病人减轻痛苦，尽可能为病人节省费用。”外科病区主任朱岭评价。
“在病患者心中，他是技术精湛的名医；在年轻人眼里，他是甘当人梯的前辈。”
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，外院医生根据CT诊断为肝癌。病人辗转来到六医院，张应天仔细询问病史及检查后，认为老人肝脏的病变可能是脓肿，而不是肝癌，经过穿刺引流，证实了肝脓肿的诊断。
一位丁姓患者因直肠癌在某大医院做手术后出现并发症，再次手术还是未能治愈。医院请了一家大医院的教授会诊，大家认为再次手术的风险大，且治愈的可能性小。张应天收下了这名患者，手术顺利，病人康复。
疝气，是外科中常见多发疾病。在国内，一直沿用100年前的手术方式。
这种手术结果使病人术后疼痛剧烈，有时连腿都伸不直，而且复发率高达10％以上。1994年，张应天借鉴国外技术，结合临床经验，先后两次改进手术方式，探索出一种简单、易于推广的新方式，使复发率下降到1％以下，病人术后活动自如。如今，这种方式已成为疝气手术治疗的行业标准。
张应天以他的高超医术，为病患者解除痛苦；张应天更以他的无私胸怀，帮助年轻医生进步成长。
1990年8月，年轻的邵永胜刚到外科，张应天就给了一份“见面礼”———一本英文外科学文献。张应天说，外科医生不仅要会开刀，还要学好外语，这对掌握国外的医学动态很有必要。按照张应天的要求，十几天后，邵永胜将翻译的文章交给张应天。第二天，张应天就将文章还给他，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改了很多地方，连标点符号都有改正。
邵永胜毕业四年，一年仅胆囊手术就可做90多台，而他的一些同学却还只能做阑尾开刀这样的小手术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点名手术风行。张应天顶住各种压力，坚持不搞点名手术。他说：“病人都点我做手术，年轻人怎么办？他们哪里还有学习的机会？”张应天反复强调：“需要我做的手术，不用点名，我也要上。”他坚持推行手术分级制：不同组别的医生做不同级别的手术，决不容许高年资医生搞“手术包揽”。
有人问张应天：“您把技术全教给年轻人，就不怕他们超过您吗？”他淡淡一笑，回答说：“我不怕他们学会了，就怕他们学不会，只有他们跟上来了、超过了，我们外科才有希望。”
1995年，医院一项科研课题鉴定，为体现张应天的贡献，医院将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。张应天看后，用钢笔将“张应天”三个字圈到最后，并写道：排名请按吾意，甘当人梯，心安理得。
“在病患者心中，他是技术精湛的名医；在年轻人眼里，他是甘当人梯的前辈。”普外科主任全卓勇对张应天赞不绝口。
“他心地纯正，对收受‘红包’深恶痛绝；他甘守清贫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。”
一段时间，收红包，开大处方，成为医疗界的“潜规则”。一些人为此丧失医德，沦为金钱的奴隶。面对不正之风，张应天始终不忘一名医生的职业操守。
一位转危为安的病人送来一台德国制造的微波炉，张应天坚决拒绝。他说：“做人要有一个原则，不该拿的就不应拿，千万不能贪婪。”
张应天当过院长、外科主任，在这期间医院盖过大楼，买过大型设备，购进很多药品，他从未拿过一分钱“回扣”，从未收过一次红包。
张应天被称为湖北外科“一把刀”，名声显赫。退休后，许多医院高薪聘请他出任名誉院长、开专家门诊，都被他婉言谢绝。
一套旧沙发、一台旧电视机、一张小茶几，这是张应天舍不得丢的家当。老伴顾美皎也是一位知名医学教授，工作也很忙，他们经常每周只做两三次饭，常常是把饭菜放在冰箱里，吃的时候再热一热。有时忙得甚至饭都顾不上热，直接食用冰箱内食物已成习惯。有次大年三十年夜饭，他们也只做一碗蛋炒饭。
物质上，张应天是清贫的；精神上，他却是个富足者。他爱书如命，闲暇时间几乎全用来读书。他精通英语、德语，能方便地阅读网上外文资料。
即使在蒙冤入狱的10年间，张应天也坚持学习，托家人找来大量国内外医学期刊，如饥似渴地钻研医学知识，联系过去的医疗实践思考，写下了许多笔记。出狱后，他向组织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办一张武汉医学院的图书证。
张应天有许多业余爱好，但工作太忙，他都放弃了。除了看病、做手术，就是看书、上网查资料。
有人问他：“您这样活着是不是太苦太累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各人有各人的活法，我觉得这样活着，值得。”
“他心地纯正，对收受‘红包’深恶痛绝；他甘守清贫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。”许多听过他事迹报告的同行这样称道张应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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