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 王世玲
实习记者 陈培婵
7月，大暑。北京进入酷热的“桑拿天”。来自三个不同省份的三位地方烟草专卖局的官员，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时来到北京。
他们并不是进京来参加烟草系统的会议的。在京城的这一周，除了闷热天气带来的烦躁外，困扰三人更多的是忐忑不安。
就在进入大暑的前一周，他们来到同一所医院——北京宣武医院胸外科接受诊治，找的是同一位主治医生——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、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。
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，他们患的是同样的病——肺癌。
得知结果后，三位平时烟瘾很大的烟草局官员全都立马戒了烟。
“只要知道是肺癌，再大的烟瘾都能戒掉。”支修益说，而此前他所在的中国健康教育协会每年都组织各种戒烟宣传活动，效果并不好。
支修益的苦恼由来已久。卫生部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最近30年来，中国的癌症发病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，城市癌症死亡率(每10万人当中每年死于恶性肿瘤的人数)从20世纪70年代的91.8/10万，上升到2003年的124.6/10万，同时期的农村癌症死亡率也由80.8/10万，上升到127.0/10万。
“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。”卫生部在今年5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中说。
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魔鬼之手使得中国的癌症死亡曲线在30年间不断走高？
死亡曲线
癌症，这个概念被世界卫生组织界定为：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100多种疾病的通称，使用的其它术语为恶性肿瘤。“癌症正在成为人类第一杀手”，《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(2004-2010)》如此开篇。
那么，这个“杀手”在中国的杀伤力，30年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？
“建国以来，迄今为止共进行过三次全国居民死因调查”，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董志伟介绍说，1973-1975年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在1993年，最近的一次在2006年，其中都得出了有关癌症的数据。
综合前两次调查的资料以及卫生部近年的报告，一条死亡曲线被勾划出来——
20世纪70年代，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70万。城市癌症死亡率91.8/10万，占全部死亡人口16.3%；农村死亡率80.8/10万，占全部死亡人口11.6%。
90年代，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为117万。城市癌症死亡率112.6/10万，占全部死亡人口20.6%；农村死亡率106.8/10万，占全部死亡人口17.1%。
21世纪初(2003年)，我国平均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为150万。城市癌症死亡率124.6/10万，占全部死亡人口22.0%，在各类死因中居第1位；农村死亡率127.0/10万，占全部死亡人口21.0%，在各类死因中居首位。
而最新的数据来自去年5月卫生部公布的《中国慢性病报告》——近年来癌症死亡人口已占我国城乡总死亡人口的24%。
高发癌谱也发生了变化。《中国癌症控制策略研究报告》显示了30年来主要癌症死亡率排位的变化：
90年代——胃癌、肝癌、肺癌、食管癌、直肠癌。
2000年——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直肠癌。
其中，死亡率下降最明显的是宫颈癌，上升最明显的，就是威胁上述三位烟草局官员生命的肺癌。
但董志伟提醒，对于癌症发生、死亡数据，要将初率与世调率/中调率(分别指按世界、中国人口结构调整后的死亡率)严格区分，“如果仅拿初率做文章，数值会越炒越高。初率是毛死亡，并没有考虑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影响，必须进行调整，才能得出客观的分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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